支道林住在剡县的时候，名僧如竺法深、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里；名士如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等，也都在本郡(剡县属会稽郡)。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为盛极一时。 他的名士作风仍然没有改变。坐禅之外，喜欢做诗、写字、养马、放鹤，优游山水。他写的诗常带有浓厚的老、庄气味，写字则擅长草书和隶书。养马、放鹤本来不是和尚应做的事，他却照做不误，而且做得那么富于情趣，那么符合他的名士派头。《世说新语》记载着他养马的一段轶事：“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 其神骏。”后来又有人送鹤给他，道林把鹤带到山坡上，对鹤说：“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说着就把鹤放了。

　　晋哀帝即位后(361年—)，频遣使者徵请支道林出都。支道林应诏回到建康，安置在东安寺，开讲《般若道行经》，道俗钦崇，朝野悦服。名士王濛经过多年构思，自认为已经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写成几百字的一篇文章，拿来给支道林看，以为道林不能与自己抗衡。支道林看过文章，慢慢说道：“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王濛羞惭满面地回到家中，叹道：“支道林实在是穿着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辈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学问，士大夫们钦敬之余，常常作为谈资。郗超曾问谢安：“林公(道林)谈何如嵇中散(嵇康)？”谢安说：“嵇十分努力的话，勉强可以赶得上。”又问：“何如殷浩？”谢安说：“叠叠不休地辩论，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尘莫及了。”郗超很赞同谢安的评价，他后来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道林这次在京城呆了将近三年，忆念剡县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书要求回归东山。哀帝批准了他的申请，令有关部门优厚资送道林上路。一时名流，都到郊外征虏亭为道林饯别。宴会上，大家争着坐在道林近旁。抚军长史蔡子叔先到，挨着道林的座位坐下，谢安后来，只得坐在离道林较远之处。后来蔡有事暂时离座，谢安连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来见位置被谢占了，二话不说，近前将谢连坐垫一起举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旧位上。谢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见，支道林多么受时贤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县不久，因病卒于石城山旧居，年53岁，时为太和元年(366年)闰四月四日。死后仍受到名士们长期的思慕。后来高士戴逵路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3.慧琳：黑衣宰相

　　释慧琳，本姓刘，秦郡秦县(在今江苏六合县北)人。自小出家，住都城建业冶城寺。博通佛教各家经典，兼及儒家和庄、老玄学典籍，性格诙谐乐观，好语笑，长于作文，曾注《孝经》和《庄子·逍遥篇》，有文集多卷传世。

　　慧琳的才学受到朝廷权贵的赏识。他曾与名士谢弘微交游，又受到宋武帝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的知重。刘义真有夺取帝位的野心，曾说：得志之日，将以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这更助长了慧琳自高自大的习性。有一次，慧琳在大官僚傅亮家闲坐，适值慧琳的本师道渊前来拜访傅亮，慧琳见道渊前来，竟不为致礼，惹得道渊大怒，形于颜色。傅亮见状，也责备慧琳，罚打他20棍杖。这件事，很突出地反映了慧琳傲诞矜夸的性格。

　　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庐陵王刘义真得罪被废，颜延之、谢灵运都被贬黜，慧琳也受牵连，在京容身不得，一度离开了建业。但不久又回到京城，约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前后，著《白黑论》，以白学先生与黑衣道士问答的形式，论述佛教与儒学的异同。文章认为，佛教仁慈，劝人迁善，与周公、孔子以仁义化天下，方法虽然不同，都是为了挽救风俗，宗旨是一致的。释迦、孔子俱以排除私欲和患累为目的，二教殊途同归，所以佛教的六度——即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六种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途径，与儒家的五教——即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并行不悖；儒家的信、顺与佛教的慈悲也可以相辅相成。正因为儒、释的基本思想可以相通，又都导人为善，所以慧琳此论又名为《均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