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瑛以道德学问闻名天下，河南缑氏山，方圆数百里，杜瑛的名字家喻户晓，老人孩子都可以讲出他的故事趣闻。

　　丞相粘合珪，久闻杜瑛的学问，遂以礼召入府中。粘合珪知道杜瑛家境不好，便慷慨相助，赐良田千亩，然而却被杜瑛果决地回绝了。

　　一位风水先生，告诉杜家宅院基下埋有黄金，数量之大，可以一族骤富。家人闻此喜事，跃跃欲试。杜瑛立定主意，非我财不取，直到全家搬迁，也没有挖掘。宅院的新住户，到那埋金处，轻轻一挖，果得黄金百斤。

　　这两件事情令贫穷者唏嘘，富贵者惊叹，杜瑛不贪富贵，不苟取钱财的美名像春风一样四处传开。

　　忽必烈南伐，来到此地，特地召杜瑛来见，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杜瑛说：“汉唐以还，人君所持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守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探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揭其背，大业可定矣。”一席话说的忽必烈茅塞顿开，心中大喜：“儒者中乃有此人乎？”从此他对汉族儒生换了一副谦恭的面容。不但如此，杜瑛还对忽必烈说了几件大事，告知他“事不如此，后当如彼”。忽必烈一一记在心上，心想，如得此人辅佐，天下可定，命杜瑛与之同行，杜瑛以病谢绝了。

　　中统初年，正在对宋作战的忽必烈，忽然又想起杜瑛，再次征召，杜瑛因朝中“王文统方用事”，不愿与之同列，又婉言谢绝。

　　当左丞相张文谦宣抚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杜瑛为提举学校官。杜瑛又婉言谢绝。

　　杜瑛虽不愿为官，但始终不忘文人的文化使命，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皇上，好让其重视文化，以文化兴邦立国。他思虑再三，写了那篇著名的《执政书》。

　　执政书一言以蔽之：文化兴国。国家统一，必须先统一思想。他说：“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义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如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才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接着他引导处了一套文化复古说：“为政者莫先于复古。”复古不是倒退到古代，而是弄清文化发展的脉络，分辨出那些是源，那些是流，好为今后文化政策提供参照。

　　文化兴国在中原汉人这里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对一味强调武功的蒙古族来说，正好戳到其痛处。要想控制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汉族，不施以文化，命数岂能久长？

　　说道文化复古的意义，只要留意一下元明清三代诗文创作的潮流，就可见一斑了。“宗唐得古”也好，“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也罢，直到近代的“宋诗派”，都是沿着复古的道路走下来的。

　　杜瑛，是元代具有文化创造意识的典型代表。一位对当时和后世文化发展都影响深远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