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郑玄与弟子们隐居于此，过着清贫而安谧的生活。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打算的。但谁知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 郑玄也没有幸免，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以一致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58岁了，才获得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人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2.杜瑛：文化托命意识

　　杜瑛，金末元初人，字文玉，金朝官宦人家出身，生得“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英俊的眉宇间，透着一股智慧的灵光。这是以为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但在蒙古铁蹄南下的时刻，放弃了科考仕进的道路，隐居起来，开始做起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杜瑛看到战争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的毁坏，宁愿抛弃前程，用自己的生命拯救那些在战争中日趋毁灭的文化精品。他的方式是：搜集、整理、阅读、传授。

　　他“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趋，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他将搜访与传授学徒结合起来，搜到哪儿，就传授到哪儿。如果说他青壮年时代主要从事搜集整理和传授，那么他的晚年则“杜门著书”，心无旁骛，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他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有多少，现已不得而知，仅他个人著述已相当可观。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杜瑛在律学、历学上的贡献，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元史杜瑛传》这样说：“其于律，则究其始，研其义，长短清浊，周经积实，各以类分，取经史之说以实之，而折中其是非；其于历，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无朔虚，无闰余，率以三百六十为岁，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长，不能出乎其中矣。论闭物开物，则曰开于己，闭于戊；王，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赴配之纪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过之初六；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寅时，交小过之九四。多先儒所未发。”杜瑛不遁迹山野，潜心学问，哪里会有这样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