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阮籍“口不论人之过”，他还是很会保全生命的。

　　阮籍在东平当官的时候，下属向他报告：有一个儿子杀了母亲。他听了后嘻嘻而笑，满不在乎地说：“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座的官吏都很吃惊，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晋文帝听说这件事情，特地召阮籍询问。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许多人都是因为不孝被杀。孔融的死是这个时代留在文人心中的第一个警报。“不孝”是帝王杀人的一块招牌，一把刀子。

　　晋文帝问阮籍：“杀父天下极恶，尔以为可乎？”口气凝重，内含杀机。阮籍从容地答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一句诡辩的话化解了危机，使他由死亡的边缘返回安全地带。

　　任性而为，但心中总有一个明确的保护意识，这是阮籍和嵇康的不同。然而嵇康心中总是轻松逍遥的，而阮籍始终是痛苦的。独驾任行，穷途而返，正是他孤独苦闷的心灵写照。

　　2.王绩：斗酒学士

　　说起隋唐之际的隐士，王绩小有名气。在他身上，依然飘逸着魏晋狂士的风采，同时又包含着“回首望天朝”的心理躁动。这种心理躁动，成为唐代隐士普遍的心理趋向。

　　王绩前半生亦官亦隐，经过几次折腾后，安于林泉，形成一种以隐求官，先官后隐的避世方式。

　　王绩的家族可以说是个诗书官宦世家。绛州龙门王家，自其十八代祖王殷任太守以来，太仆、刺史之类的官常常降临在这个家族的深山。王绩一代，兄弟七人，都做过各种御史。王绩的三哥王通的孙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到王勃这个时候，他们的家族才算衰落下去。

　　王绩自幼聪慧，记忆力惊人，年刚8岁，日诵《左传》十纸，儒家经书相比是读得通透了，但他兴趣并不在此。少年时就沉迷在《周易》、《老子》、《庄子》的世界里。待年长，床头仅此三本书，“他书罕读也。”

　　他对魏晋时期的名士特别的推崇，行为都模仿他们，跟父兄的行为慢慢有所不配套了。

　　刺史崔喜喜欢他，请求与之相见，他却说：“奈何坐召严君平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刺史杜之松与他故交。遂派人请他去讲“礼”，王绩认为这是最无聊的事情，说我跑那么远去谈论那些糟粕，却舍弃身边的美酒，这不是很傻的事情么！这种言行无一不像魏晋名士。

　　由于对上司“不喜揖拜”、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官场上不会不碰钉子，能洁身自保就很不错了。

　　隋炀帝的时候，他被召到朝廷去做官，因不习惯那一套行礼跪拜的繁文缛节，请求外放，做了一个县官。县官做了没多久，因为常常喝酒，“不任事”，被人弹劾，遂解甲归田。

　　这倒符合他的心愿，回家后，效仿陶渊明，在田地里种起高粱粟子来。

　　王绩的隐居条件比陶渊明好多了。良田16顷，位于四面环水的河中小岛上，环境幽雅风景秀丽。他还在河水中央建了个别墅，有奴婢数人，耕种、收获、酿酒、养牧家禽都不用他操劳，也就是亲自调调酒，上山采采药，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王绩的生活中离不开酒。文人嗜酒都有不同的风格，王绩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唐王部队开进洛阳后，为收买人心，征召原先当过官的人。王绩又待诏门下省，他的弟弟王静正做皇上的侍卫，就问王绩做待诏有什么好处？王绩说：“良酿可恋耳！”按规定，每天发给待诏美酒三升。王绩的好友陈叔达知道王绩的酒性，便对他说：“三升良酿未足伴先生”，遂破例给他一天一斗。时称“斗酒学士”。

　　他第三次当官，也是冲着酒去的。他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家善酿酒，于是“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受”。经过再三力争，终获此美差。未过数月，焦革死，其妻袁氏，“送酒不绝”。不料一年多，袁氏也死乐。酿酒之人已去，王绩的美想落空，不禁仰天长叹：“天不使我酣美酒邪！”于是弃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