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曾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一日,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立即让他到东平做官。

　　阮籍骑着毛驴到了东平衙门，发现办公之地全由层层的墙壁隔开，官员彼此不便沟通，办事效率极低。阮籍于是下令拆了所有墙壁，办公环境一下大为改观，宽敞明亮，官员也不再敢偷懒，效率大增。这倒很像现在写字楼里的白领们的办公环境，一个大通间，只用低矮的隔断隔开。做完这一切后，阮籍在东平逗留十来天后，就骑着驴儿回到洛阳。

　　拆墙办公是阮籍一生唯一一次在官场上做的实事，李白曾做诗称赞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阮籍当官，完全是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他的举动让人深感意外和新鲜。

　　其实，第一个把他往政坛上引的人，是曹爽。阮籍推辞道：我身体不好，还是隐居乡间为好。一年后，曹爽倒台，他重用的几个文人跟着倒霉，而阮籍没受到牵连，逃过一劫。 有了前面的政绩，朝廷又要阮籍做官，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任选一职。阮籍歪头一想，说：我就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吧。于是，阮籍就有了“阮步兵”的称谓了。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像上次那样有所作为，再创辉煌，谁料，阮籍来到这个地方后，终日饮酒，不理政事。

　　原来，他是冲着酒来的。他打听到这个兵营里有一个厨师特别会酿酒，库里还保存着３００斛酒！有酒喝，他就来了。他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另一个竹林贤人刘伶。刘伶更是个酒鬼，最后是喝酒喝死的。

　司马昭一直想拉拢阮籍，有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司马昭觉得此计甚妙，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为媳。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他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醉酒。他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醒人事，一连６０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他的青眼与白眼，他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除了表现在行动上之外，还蕴含在他的诗文里。他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社会的黑暗，流露了自己的愤懑和痛苦。他还通过《大人先生传》，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先生”的旷达、潇洒和自由自在，对于能拥有自由的生活和心态，表示了热切的向往。

　　但是，阮籍毕竟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社会：宫廷内部刀光剑影，权力之争异常惨烈；门阀士族相互争斗，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这些如今还活跃在中学、大学课本里的人物，一个个地，或被公开行刑于洛阳街头，或被秘密地杀害于黑夜之中。

　　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难怪何晏会说“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难怪嵇康会说“心之忧矣，永啸长吟”；难怪阮籍会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忧生之嗟”，一方面又找不到出路。于是，阮籍就一个人驾着一辆木车往前走，往前走，他要寻找出路。但是，他一次次地失望了，崎岖不平的道路，把木车颠簸得像跳现代舞一样，但那节奏，却是最封建的音符，一声声使阮籍绝望。于是他大哭，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哭！这是史书上说的；有路可走的时候，他还哭！这是我现在推测的——因为从阮籍驾着木车上路之时，他就已经知道，条条道路，都是死路！逼得一个名士束手无策，只有痛哭。

　　阮籍找不到出路，就大哭；刘伶找不到出路，就喝酒，他提着一壶酒，身后跟着一个仆人，扛着一个铁锨。他对仆人说：“死了就把我埋了。”阮籍和刘伶的种种行为，都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心理，他不满现实，借酒装疯，麻痹神经，心里非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