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以前周作人留下的那些玲珑剔透质朴淡雅的“空想”的结晶，是他“因寂寞, 在文字上寻求慰安”的痕迹， 更是他在闲情逸趣的抒写中固守“自己的园地”的见证。面对“五四” 退潮后的风起云涌，周作人越来越失望地感到“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的”， 又由于深信“人类之不齐, 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于是特别执著于独自走路。他称赞冯文炳（废名）平淡朴讷的小说，认为那些“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 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的描写, 体现了冯文炳“独立的精神”

　　这种“独立的精神”正是周作人理想中的文人精神。周作人说隐居于西郊农家的废名的文章“很有意味”，而其中“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这一客观的指证更适合说明周作人自己。他认定“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因而情趣上愈益向闲适倾倒, 行为上愈益向“十字街头的塔”里退却，也就十分自然。周作人一再声称喜欢陶渊明, 喜欢他“对于生活的态度”， 喜欢他的“气味”。而在东篱下采菊的陶潜尚且也有喜说荆轲之时, 三十年代之前的周作人尽管“隐逸气”开始“很占了势力”，却没有“真的像瓶子那样闭起嘴来”，时常也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举，这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也不难理解。

　　学生比先生“消极”得更彻底的现象，在废名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周作人虽然喜谈“隐逸”，却一天也没有“隐”过，真正实行“隐居”的，正是废名。在周作人所提到的隐居西郊农家期间，废名读李义山诗，读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与周作人的差异由此而产生。周作人1937年在写给正独居在雍和宫的废名信中说：”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也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以后，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

　　其实，废名不过是将周作人思想中的“隐逸”坚持到底而已，但周作人这一代人毕竟是接受了西方影响，有过反叛传统的历史的，因此，他的思想总有一些界限是不可越过的，例如他可以赞同复归传统，但要发展推崇“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在周作人眼中，这是中国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就是周作人所不能接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