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铁板一块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终于给打破一个口子。这就譬如一间屋子，由于长久的不开窗通风，室内空气的污浊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室内再也没有了产生新鲜空气的可能。被动的开窗虽然被动，难免痛苦，但毕竟有新鲜的空气吹进来。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口子开的越来越大，西学渐渐从涓涓小流变成惊涛骇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差不多用了80年的世间。由此可以想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厚重，传统文化惯性之巨大，使之差不多又用了一个世纪的世间来为之改造。从魏源开始，严复、梁启超到五四的胡适、陈独秀、鲁迅，接受了新鲜知识学问的传统士人前仆后继，为涤荡陈旧腐朽的儒家传统思想，打倒“孔家店”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对隐逸精神隐逸文化来说，这个时代和以前的乱世有所不同。以前的乱世不过是政权的交替，在文化上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进步。所以，那时的士人一则为了避祸求生，二则也为了延续文化血脉，都隐藏到深山大泽之中，积蓄文化能量，一等到太平盛世到来，则再从深山中走出，将战乱时期中断的文化脉络重新接续。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战乱不止，不再是简单的政权轮替，而是一个漫长、复杂、痛苦、悲欣交集但是又不得不经历的一段补课时期。这个补课就是补几百年以来的闭关锁国，不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课，是一个文化意识，精神思想发生质的飞越的特殊时期。这个时候，一些有识的传统士人睁开眼睛，敞开怀抱，拼命学习西方文明，希望能从那里吸取强国之术，拯救这个日益衰败的老大帝国。所以，除了少数一些抱残守缺的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意气风发，发愤读书，或者远渡重洋，考察西方世界，已经很少有那种以隐逸表达对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隐逸”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行为。

　　但这并不是说“隐逸精神”彻底消亡了。在这个芜杂不堪，却又激情充沛的一个多世纪里，那种像庄子那样的从形式到精神，从肉体到意识彻头彻尾的隐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首先要明白的是，隐士的存在是以农耕社会的延续为前提的。隐士要退隐山林，要隐居，都是要住山洞茅屋，自耕自织的。事实上这样的隐士从宋代以后就很少见了，到清代可能已经绝迹，而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五四前后这个时期，和谐的农耕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桃花源式的归隐之地再也无迹可寻。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块清净地方可以供人隐逸。事实上，不但没有了这样的地方，也根本没有了这样的人。明代中叶以后的士人都喜欢在闹市中隐居，这也是城市文明崛起之后士人隐居的新选择。城市文明取代了农耕文明之后，城市的庞大复杂，似乎比农耕时代的山林野壑更适合隐居。在一个庞大的城市丛林里，一个隐居的士人混迹在城市人海中更安全，也隐藏的更深。这个时候，在去深山大泽，就显得很突兀了。隐于山泽，无异于暴露自己。

　　这个时代不再有隐士，但隐逸的精神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基因，抹是抹不掉的了，即使号称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也不能免此之“俗”。在“五四”时期，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号召下，隐士精神再次被发掘出来，不过，这次发掘，人人可以说是各取所需。鲁迅谈魏晋风度药及酒，谈嵇康之死，谈六朝之文，从各个角度论述的都还是“战斗”、“投枪”、“匕首”在这个时代的必要。鲁迅从六朝文章中，从嵇康之死中为自己寻找到抗争的力量。而其弟周作人，则属意于晚明公安竟陵派散文，并和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同声同气，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中寻求到隐逸的适意。而郁达夫的放浪之态实在是明中叶之后放荡文人的一个接续。林语堂的幽默文章，梁实秋的雅舍笔墨，钱钟书的闭门著述，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心态，艾芜的流浪冒险，都是这个时代隐逸精神的一种表现吧。当然，这个时代和清代的“学隐”之风接续更多，许多现在非常有名的大学问家，国学大师如陈寅恪、钱穆等在当时都是因为一头钻进书斋中，在做学问中度过这个芜杂不堪，难以把握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