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后260多年，时间不算短了，但是在《明史》中记载的隐士不过寥寥数人；每人名下也不过寥寥数语，在明史三百多卷的巨著中，不过占千分之一的分量。明代隐逸文化之不兴，由此可见一斑。明清500多年的历史，不缺少像李贽、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像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章学诚这样的大学问家，只是缺少像嵇康、陶渊明这样的大隐士。但是没有大隐士并不意味着隐逸精神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我以为明清之际不再有大隐士，却不缺少比前代更有所发展的隐逸精神。隐逸精神的世俗化，可以看作是隐逸精神近代化的一个先声。

　　中国不少学问、文化的产权如果追究起来大都是归于隐士的创造的。庄学、道家、儒学、经学、玄学、理学、禅宗，乃至各种艺术形式，无不凝聚着隐士们的心血乃至生命。真正的艺术往往是文人失意后的产物，学问也大体如此。创造先进文化的隐逸队伍到了封建设或的末期，也走入了统治者的怀抱。这是专制化的恶果。

　　明清时期隐逸文化隐逸精神太现实了。除了清初的明末遗民之外，大多数隐士非但没有超越功利，反倒陷入进去，不能自拔。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专制的两个王朝，对文化、文人尤其霸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在明清两代结合的最好、最彻底。说到底，他们最得意的是科考内容与科考形式连同选举制度的一条龙流水线的严密设计，这个设计就像一条大口袋，要把文人都装进去，都控起来。明清两代又是科举制度泛滥的时代，是个生产多余文人的时代。它生产的多余文人数量，令任何一个王朝相形见绌。

　　那些多余人个个都是穷秀才，个个都是《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式的人物，“尖嘴猴腮”，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常常穷的揭不开锅，饿得头晕眼花，乃至卖儿卖女。这样的苦日子，再不实际行吗？

　　空讲道德，谁给饭吃？没有功名，没有官做，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腰杆都直不起来。这就是不得不牺牲道德。所以，明清两代山人、门客、名士格外的多。他们往来于达官贵府，荡游于里巷闹市，胁肩谄笑。他们借士大夫存身扬威，士大夫也借名士、雅客之名以示高雅。纪晓岚说：“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皓，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以借以为名。”李贽干脆将山人与假道学相提并论，山人就是假道学。

　　但是，这是一个新变的时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隐逸精神调转了方向，向着另一条路走去。

　　从明中叶到清康乾时期，隐逸精神的世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文化潮流。从山林走向闹市，从自然走向社会，从超逸走向世俗。这个时期的文人要把精神的快乐建立在物质享乐的基础上，在世俗中获得快乐、潇洒、自在。

　　在这个时期，更多的隐士散见于城镇闹市。如明中叶的以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他们的前半生虽也未能免俗，或科考以求功名，或出任地方小官，然而又很快厌弃了这种生活。凭借自己能诗善画的一技之长，逍遥于闹市、酒肆，玩世自放。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自由的，既不吃皇粮，也不依赖谁，更不听命谁，既蔑视权贵，又讥笑利禄之徒，可以说是当世的清醒者。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里没有崇拜，没有俯首帖耳，而是放浪于名教之外。

　　他们身在闹市，心却超然于权势之外，身不入深山，而心似高山，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山林隐士相比，他们的精神世界更纯洁更高逸。他们是不被称为隐士的真隐，是无冕之隐。

　　在清代，这样的隐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扬州，明清两代水运的枢纽，长江运河交叉而过，位置得天独厚，商业繁华，物质丰饶，天下繁华数扬州。康乾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八怪，游离于政治权势之外，他们靠书画为生，独来独往，狂傲不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他们中有的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明亡，为避杀身之祸，隐姓埋名，看破红尘，落入空门，身披袈裟，广交才人，如石涛。有的因不合时俗，“两革功名一贬官”之后，挂冠而去，以卖画度日，在中国的诗文书画史上独具魅力，如郑板桥、李方膺等。这些人晚年都以书画为生，品性高逸，虽生活在闹市，同样不失隐士文化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