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此多样的隐逸形态是否意味着宋代的隐逸精神的内质大大提高了呢？宋代的隐风之盛，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是需要隐士的，做隐士是能捞到实惠的。这种隐风的泛滥很难说是文化的进步，精神的升华，毋宁说是对人的独立自由意识的束缚，是隐逸精神的内缩，衰竭。它显示了隐逸文化的某种转变。

　　和唐代人相比，宋代的士大夫已经完全抛开了唐人的开拓、外向的性格，变得内向，保守了。

　　为什么说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外向型性格和思维方式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极点，宋以后开始慢慢内倾，萎缩，直到清末的彻底闭关锁国，充聋卖傻。

　　中国儒学由积极入世的外向型气质逐渐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内倾性气质，佛教禅宗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唐代，虽说是儒释道三匹马同拉一辆马车，但佛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在它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是士大夫的思维已逐渐发生转向。而中国士大夫化的禅宗，则对这一转化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它排斥教规，教义的捆绑，而选择形体自由、心理自觉的高雅潇洒方式，最后影响到儒学的内向化，心理化。程朱理学的建立，最终完成了这一思想转变。这对中国文化或者具体说道中国隐逸精神来讲，很难讲是好事情。理学的人生观使中国人由过去对外界的攻势变成守势。

　　内向化的新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空想必然使人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成为木雕泥塑式的道德偶像，要么成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隐士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种是道德学问隐士，在道德学问中，道德是终极目的所在，所谓的学问也不过意在实现道德而已。这些人，这些理学家 ，多无应世之才，以理学来消磨自己的生命，以牺牲自由、活生生的人生重大代价，所获得的也仅仅世充当一种道德标本。每当皇帝们向这些隐士们问计国家大事时，他们也只是应对一些古书上的陈词滥调罢了。

　　另一种就是真士大夫假隐士。他们虽有济世之才，有积极用世的先儒精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扮演理学家的角色，在不如意的时候，也做一做隐士，做出很清高的样子。这已经不是真正的隐者。相反，白居易的“中隐”理论反倒成了这些人的口实。这样以来，文人士大夫的相对独立精神实际上被慢慢消融掉了，代之而来的是对集权制度的适应能力。

　　不但如此，在宋代，隐士出世隐居居然被认为是一种奇谈，一种矫情。有个叫释契嵩的人对隐士做了一番研究，划出三类，而将做官而隐者成为“天隐”，视为隐者最高的一层。其理由是：“与其道在山林，何若道在天下？与其乐与猿猱麋鹿，何若乐与君臣父子？其志远而其节大，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万世，不亦盛哉！”他做此《西山移文》以戏仿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北山移文》本来是嘲笑那些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假隐士的，这个《西山移文》倒吹捧起这些假隐士来了，世界变化真是快啊。

　　从朱温建立梁王朝（907年）到元朝灭亡（1341年）的434年间，隐逸文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五代；宋；宋末元初；元。这四个阶段，尤以宋代和宋末元初这两个阶段为隐风最盛大的时期。五代为积蓄期，元代不到一百年历史的隐逸文化实为宋代隐逸文化的余波，总体精神没有超出宋代的框子。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为了躲避战火，逃避灾难，有钱的人家都选择隐居到山里去，这个时期的隐居方式虽然多姿多彩，但大体上还是为逃难而隐。而文人这个时候也没闲着，借隐居的时光，或读书钻研，或聚众讲学，成为宋代崇尚读书风气的一个先声。

　　乱世潜入深山大泽，太平之世又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分散各地，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外是教书育人，这是知识分子中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它不但孳生出一代代的隐士，成为宋初隐士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宋初重学问道德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起着导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