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出现了许多不事二主的宋朝遗民，可以说是叔齐伯夷式的了。郑所南、郑思肖、安士通、谢枋得等人就是这个庞大遗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郑所南名字中就深含南宋王朝之意，坐卧面南不向北，听人讲北方话，捂着耳朵就跑。他善于画兰花，但是他的兰花根都露在外面。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愤然答道：“土为番人夺去！”激愤若此。

　　还有一些隐士为了奉养父母而隐居乡里。傅处士，精通经史，原先立志出去要做一番事业，后来因为父亲一个眼睛失明，家里又没有兄弟，遂毅然放弃做官的念头，在家种地侍奉老人。张愈，相貌堂堂，少有大志，宝元初年，曾上书皇上，陈说边事，请求出使契丹，用计策使“外夷相攻”，词语甚壮。后来有人推荐他做秘书省校书郎，他却将官职让给父亲，自己在家里隐居。

　　而像范蠡、张良这种功成身退保全性命的人在宋代也是不乏其人。有个叫朱昂的人，在朝廷干了大半生，突然要隐居。结果隐居的很光彩，皇上亲自为他设宴饯行，陪宴的大臣们都给他写诗，唱赞歌，把他捧得很高，说他在身体还强壮的时候就回家享受太平日子去了，总之皇帝和自己都很高兴，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陈恭公年纪大了，脑子没有朱昂灵活。做丞相的时候就没想过退路，直到被贬为亳州通判，还没有隐居的打算。倒是他的侄子，在他过69岁大寿的时候献了一幅《范蠡游五湖》的图，才让这位叔父一下子明白过来。退休的时候，皇上开恩，竟然又给了他一个司徒的官衔。

　　前朝各类隐士都能在宋元时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固然说明此时隐逸精神的张扬，称得上是六朝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在宋代，朝野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崇尚隐逸的风气。大概因为宋人崇尚道德学问，而归隐之人偏偏又都是这些学问极高的人，所以宋元的隐士都格外受人尊敬。

　　一个名叫邵雍的隐士，老家在叶县，他喜欢洛阳的风俗，想搬到洛阳住，结果洛阳人就因为崇敬他的才学花钱给他买了一座漂亮的住宅。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没有去洛阳，而是回老家了。又过了几年，他又返回洛阳，洛阳人都没忘记他，反倒格外亲近。又有当地的官绅给他重新置买了房产。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这些房产都是官地，按新法都必须卖掉，但是人们一见榜文，知道是高士邵雍的住宅都不忍心买。三个月过去了，这块地无人问津。结果是司马光等二十多人集资帮邵雍买下了这块地。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隐风之所以如此炽盛，原因有两个。

　　其一，宋朝皇帝全面有效地推行与政治专政相一致地思想文化专制政策，采用了笼络文人的手法，以官职、地位引诱读书人，以求将他们全部收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具体做法可能和前朝有不同。首先它官制设置重叠，机构庞大、冗官多，虚职多，科举录取人数大大超越前代；其次官禄优厚，发放俸禄的名分种类繁多，反正是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发钱。

　　宋代的皇帝好像普遍比唐朝的皇帝更喜欢隐士，每次召见隐士总当成一件正经事认认真真去做，并且做得很具体，包括亲自写诏书，热情召见，赐以官爵，因人施恩，事事都想得很周到。宋代甚至有了专门的隐士官服，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就表明你是隐士。隐士一旦出名，传到皇帝耳朵里，做官不做官基本就没什么差别了。

　　除了对隐士优渥意外，对做官后归隐的官僚，按例在退隐之前都要再官升一级，好退隐得更体面。这种鼓励安慰官吏归隐的方法该有多大吸引力，可想而知了。总之宋代皇帝的心思是对谁都优渥，就不缺人才；不缺人才，就谁都可以走，谁都可以留。不是冗员众多嘛，流动性大一点对朝廷也是好事一桩。

　　其二，与宋朝对外退让软弱，以求自保的政治心理相联系，文人们养成了轻改革冒进，反对急功近利，而重因循、守成、持重的求稳心理。因此，官吏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害怕卷进去，便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再加上宋代党争频繁激烈，朝廷文禁又多，文人官吏动则得咎。这种环境也造成了宋代隐风的兴盛。而与此同时，做学问倒安全了很多，因此，士大夫们在官场上没有得到的安全感在读书著述中得到了。宋儒理学的大兴也就不是无根之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