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武则天怀疑他是假隐居，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假意允许，并且暗中观察他。后来得知他真的住在山洞里，穿着粗布衣服，就让他的哥哥武攸宜前往劝说他回京城，但是他没同意。这位王爷尽管真心隐居，尽管宫里送来的东西都一概积存不用，但是他的小日子一点也不穷困，并且身边还有一帮家奴混在农民中间暗中隐居以保护他。这就很有意思了，周围的农民中都是保护他的便衣。他有天然高位，不仕而仕，又要恬淡寡欲的美名，他的隐居是无忧无虑，自在逍遥的。

　　如果说武攸绪还有些避祸的精神压力的话，那么，其后的卢鸿，则就是纯粹优游于隐与仕之间的人了。卢鸿隐居嵩山，玄宗屡召不来，来了又走。玄宗皇帝于是给了他一个谏议大夫的虚职做，还是让他回嵩山隐居。玄宗下旨“赐隐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岁给米百硕，绢五十匹，充其药物”（《旧唐书隐逸传》），并让地方官按期送到他隐居的地方。卢鸿实际上成了朝廷供养起来的隐士。既有了地位，又没有地位之累，逍遥自在。

　　武攸绪的地位太特殊，平常人没法比。卢鸿靠的是皇上的恩赐，而且又赶上开元盛世那个好时候，像唐玄宗这样的好皇帝也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说卢鸿这样的生活也是强求不来的。

　　其实我们前面说过，唐朝以来，像陶渊明，嵇康这样的真隐士是一个也没有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记载的33个隐士中，除了陆羽、崔觐两个人真的一辈子没当过官，其他的都不干净。唐代无隐士的现象与此可见一斑，直到白居易提出“中隐”说之后，唐代的隐逸历史才真正有的一说。

　　白居易以其才智、地位和往来朝野的特殊经历，成为对中唐政治和文人处境理解深切的一个人。他在《寄隐者》这首诗里写道：“昨日廷英对，尽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一语点破历来士大夫归隐的心理症结。

　　他对避世者流露出情不自禁的赞美艳羡之情，其实正是因为心中有所感慨。他也曾满腔“兼济天下”之志，转眼间就变成了“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的退避之想；从急急匆匆的事务忙人，转眼酒变成“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其间酸甜苦辣，有谁知道？

　　像这种有所深切体悟的人，能够提出中隐的避世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居易在其《中隐》一诗中阐述了自己有关“中隐”的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超越了儒释道的界限，着眼于隐者生活的实际利益。大隐与小隐，冷落与喧嚣，贫贱与富贵都是人生的两大极端，都不好。最好的方法是均衡二者，各取其利，选择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这条路，好就好在达到了政治上的“穷”与“通”，经济上的“约”与“丰”，生命上的“吉”与“安”的综合统一。好就好在巧妙地平衡了士大夫独立一时与集权专制之间的矛盾。它是中唐走向世俗与转向内心的时代思潮在士大夫心灵世界的反映。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隐逸精神。不单在中唐五代，成为士大夫乐而不疲的人生之路，就是到了两宋，也是文人出处向往的典范。张志华心乐“中隐”，将自己洛阳的园林称之为“中隐亭”。苏轼出任杭州，身游西湖，悠然自得，遂出口言道：“出处依稀似乐天。”一向喜爱田园的范成大也咏出乐“中隐堂前人意好”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对“中隐”之路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