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中有一段记载：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答曰：“仆所见，乃致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这就是卢藏用先隐居终南山而最后做官，被人称之为“终南捷径”的来历。

　　这个故事在隋唐时代的隐逸文化中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隋唐真正违时矫俗，不与统治者来往的隐士是没有的。大多隐士之所以隐，其实都是为了出仕为官。

　　六朝遗风的影响，隋唐时代的帝王自隋文帝直到唐玄宗对隐士都很尊敬，隐士们可以自由选择所要隐居的山林和宫阙。隐士文化仍然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玄学之风所倡导的路子，“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另一条则是沿着陶弘景既逍遥于山林，又得势于朝廷的路走下去。最终走向“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乃至于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

　　玄学之路越走越窄，狂狷精神在这个时代似乎失去了对立面，变得轻薄矫情，反而是“足崖壑而志城阙”的越来越多，隐逸精神世俗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的隐逸文化发展历程，大致有两大阶段。隋至盛唐为第一阶段，这是一个由仕隐分离而走向仕隐兼通的过程。从隋朝的李士谦、唐代的王绩、卢鸿到吴筠、孟浩然，清晰的展现了这个过程的演变轨迹。中唐以后为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隐逸精神理论化、自觉化的阶段。白居易在山林隐、学问隐、朝堂隐、市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隐于留司官”的“中隐”理论，对后代隐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和后来明代李贽的“吏隐”角度不同，实质则一之妙。

　　随着魏晋时期隐士对儒学的打击和佛道乘机的发展，魏晋至唐，儒释道的文化格局已然形成。东晋以下的皇帝，或喜道，或好佛，不信佛老的人太少了。隋文帝因幼年寄养在尼姑庵里，后又是尼姑预言他将要做皇帝，所以他大力提倡佛教，排斥儒学。他下令废除全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同时营建寺院多大5000余所。道教在与佛教的竞争中，也迅速充实着自身的神系和理论体系。

　　不过，佛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化。它们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得力于它们自身对尘世的关注，从而使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特别是帝王中的崇拜者。

　　道教本来就是庄学精神的世俗化，其在早期就有方内方外之别，就有从世俗中生发出的教义内容。至于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则可以明显的看出由庄子“绝世离俗”精神日渐尘世化的巨大变异。

　　佛教的入世化，是慧能创立的新禅宗的主要内容。他说修行只在本心，无须外求。这种观点发展道后来就是王阳明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心学论。

　　正因为不需外求，何地修行，无关紧要，何必佛寺，何必丛林。慧能又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可以看作是对佛教教规的一次革命，向入世的一次有意义的迈进。

　　不可否认，诸子百家中，没有心学一派，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认识，是先秦哲学的弱项，至少没有形成一个学派。这个空隙，由后来的佛学，具体说是禅宗填充了起来。

　　佛教入土中原，虽始于东汉，然而直到魏晋、六朝，仍处于译经阶段。它的真正兴盛，则是隋代以后的事情。

　　佛经传入，首先面临两大问题：译和注。中国文人向来注重经传的释词、解义，弄清这个外来宗教义理是什么，这是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没有这个理解的基础就谈不上信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由了隋唐五代义理学的兴盛。各家有各家的解释，于是宗派林立，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相互攻击，倒有点像先秦的百家争鸣，十分热闹，于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应运而生。

　　佛教只有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对文人的影响才会是深刻而广泛的，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要改变其原有的内在结构和存在方式，丰富隐士内心的文化世界，同样需要心学思潮的激荡，而只有禅宗兴盛的唐代才具备了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