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思想也由对孔孟的崇奉而渐渐产生厌恶叛逆的心理。逆反的结果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孔子“我为天下”的“大我”变成排斥一些外物的独立的“自我”。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名士”风流。庄学大盛，“万物皆贱，惟人为贵”，于是便有了阮籍的“白眼青眼”，刘伶的“幕天席地”，孙登的“与语不应”，便有“扪虱而谈”，“裸衣而戏”等等等等。

　　从这些隐士不羁的怪诞行为中，我们看到了庄周的“不为物役”的人格，自由逍遥的理想，也看到了杨朱的“贵己”“重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看到了文人“人”的意识的觉醒。这是一个儒学衰落，道家庄学兴起的一个时期。庄学的勃兴，上层士族对玄学和隐士的宽容，促进和开创了隐逸文化的一个鼎盛期。

　　六朝隐士可谓形态繁多，层次驳杂，难以尽数。管宁圣人式的逍遥，嵇康的超越与真率，阮籍游刃与权势夹缝中的无奈，陶渊明的田园之趣，陶弘景安做山中宰相的日子……都是这魏晋风度的表现之一种。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漩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