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庄子·徐无鬼》中，有一段黄帝遇童子的故事：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说黄帝乘车到具茨山拜访神人，到襄城郊外，忽然迷了路，正好遇到一个放马的小孩。这小孩不但知道路，还知道那个神人的住处。黄帝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事情。这个小孩就说：治理天下其实和放马一个道理。放马，要顺马的天性，治理天下，要顺百姓的天性。没必要天天仁义道德地乱喊，只要让百姓吃饱穿暖，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就等于天下大治了。

　　可见，上古时期的隐士之所以要隐，其实有一个避免”为君之害”的思想在里面，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人专制”的治理国家模式等于抹杀生活的多样性。“以一人之断制天下，譬之犹一割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为君之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当国君实在不是好差使，心理素质不好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有人把当国君看成一个极大的灾难。《庄子·让王》里记载了一个有名的”王子搜逃隐丹穴”的故事。说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为他们的臣民所杀害。最近被杀的这个国君有个儿子叫搜，得知自己马上要当国君了，很害怕再重蹈前辈的覆辙，于是就偷偷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起来。本来以为这下子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平安无事，躲过这场灾难了，谁知道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越国的臣民就找来了，将山洞前前后后围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先是呼唤王子搜，希望他能出来继任国君，但是王子搜不搭理，然后这些臣民就放火用烟熏，到底将王子搜从山洞里熏出来。结果他被众臣民拱抬着返回京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是赴死一样仰天悲叹：”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所以说国君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人趋之若骛，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要说那些独善其身的隐士了。

　　说到”独善其身”，就不能不说说这些隐士的一点点私心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讲到一个离群索居的古猿的故事，虽然我们不能说那个古猿就是隐士的鼻祖，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它在从古猿到人类的进化史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大趋势的一个方向，一个拒绝进化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可能是无意识的。

　　人起源于劳动，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论点。古猿群的进化过程就是这个群体集体劳动的过程。像本书开头提到的那个不爱参加集体劳动的古猿是不可能成为猿群的头领的。身强力壮，能干能吃，而且懂得”罩着”群体中别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头领。从古猿群首领到进化为人类后的部落酋长，再到有史可考的尧舜时代，都是这样的。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国家的君主，首先就是要符合上面所说的条件。也就是说，那时的所谓君主其实就是带领大家干活，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韩非子》里记载，尧的吃穿住用都是很简陋的。他住的是乱树枝子搭建起来的茅草屋，吃的是很粗糙的米饭，喝的是用野菜根熬的汤。夏天穿粗布，冬天披鹿皮，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穿不烂不说换。大禹就更有意思了，干农活就背着木具下地耕作，疏通水道就抗着锹走在百姓前面，到最后磨的大腿小腿上都少皮没毛的。要知道，那时的百姓并不是都这么吃苦肯干的。因为有这么一个老实肯干的人做自己的头领，他们很乐意坐享其成。这就是自私之心开始产生的时代。